年内745次“换将”掀离职高潮 173个基金经理去哪

2019-10-30 05:25栏目:股票基金

  本报记者 付刚 北京报道

  《投资者报》记者 岳永明

摘要:公募年内745次换将掀离职高潮 [今年以来各大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745份更换基金经理公告和119份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2014年对于中国公募基金而言是一个动荡之年,短短不满11个月时间,整个行业变更了119位高管职务、745次更换基金经理。其中的一些人离开了公...

  “我个人的体会,这个行业已像巨大的漩涡,有点不真实,透不过气。所以想上岸了。”8月13日,上海一位基金经理在电话中向《华夏时报》道出自己的最新感受。

  是洗牌重来还是仅仅换个位置接着玩?

  公募年内745次“换将”掀离职高潮

  一个月来,上海基金圈频出乱相,以至于从业者人人自危。记者采访获悉,乱象背后,与整个行业处于困难的冬眠期、规模扩张难度极大有关,而上海很多公司“老国企”作风严重又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此外,股东、高管之间的矛盾,也是席卷单个公司人事剧烈动荡的重要推手。

  有人说,是后者。

  [今年以来各大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745份更换基金经理公告和119份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多位基金业高管向记者呼吁,从乱象中看,公募基金行业在用人机制、内部管理制度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如何谋变,需要深思。

  作为基金公司最集中的上海滩,今年以来,上海三成以上基金公司高管或核心投研人士发生变动或传闻将离职,这让人觉得,整个上海滩一片闹哄哄的场景。

  2014年对于中国公募基金而言是一个动荡之年,短短不满11个月时间,整个行业变更了119位高管职务、745次更换基金经理。其中的一些人离开了公募行业,转战私募或者券商、保险资管,另一些仍活跃于公募界。

  上海基金业乱象此起彼伏

  基金持有人不禁要问,集中的人事变动,到底是一家一家基金公司的偶然现象,还是上海滩公募基金不稳定因素的总爆发?

  基金业人事动荡

  公募基金公司主要分布在京、沪、深、穗四个地区,而上海又被称为“基金总部之都”。Wind数据显示,目前,全国61家基金公司中有30家办公地点在上海。

  其背后的逻辑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变动,还是某种金融文化或习惯的必然?

  据中国证监会数据,截至11月15日,今年以来各大基金公司陆续发布了745份更换基金经理公告和119份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这意味着,今年以来有大量基金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另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11月7日,公募基金经理年内离职人数达到173人,超过了2012年111人的离职数量和2013年138人的离职数量,创出了公募基金业有史以来的离职高潮。

  人多并非力量大。

  到底是上海滩基金公司没长大,导致了人事变动频繁,还是人事变动频繁,让上海滩的基金公司成长缓慢?

  在上述745份公告中,其中有36份出自富国基金,这也说明了今年以来这家“老十家”基金人事调整有些忙碌。

  从2008年与2009年的数据比较中可以看出,上海基金公司数量虽占整个基金业的半壁江山,但业绩相对较好的基金一直不到半数。如果把考察期拉长到3年,上海基金公司拥有的长期(3年)绩优基金仅占1/3。而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整体业绩有进一步下滑之势。

  上海人事乱象

美高梅注册,  “从今年的情况来看,一般整体业绩不错的基金公司,其投研团队相对稳定。”上海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过去的华夏基金,现在的华商、中欧创业基本上人事变动都是比较少的。”

  业绩不出众,也让上海基金公司的规模明显落后。据天相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排在基金行业管理规模前5名的基金公司依次是华夏、嘉实、易方达、博时和南方,没有一家上海的基金公司;第6至10名中,也仅有华安和交银施罗德两家上海公司。

  今年以来,上海基金公司大有洗牌之势,三成以上基金公司核心人员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管传闻不断,另一方面,核心投研人员频动,使得上海滩成为公募基金风暴的中心。

  在频繁更换基金经理的同时,富国基金今年以来整体业绩一般。据晨星数据,截至11月15日,富国在同类排名前1/2的有15只基金,同类排名后1/2的有17只基金,3只基金今年以来仍旧浮亏,17只回报率低于10%,28只回报率低于20%,6只基金回报率高于20%。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业绩和规模状况整体不咋样,今年以来,上海的基金公司却发生了众多吸引人眼球的事件。8月以来,除光大保德信基金原投资总监许春茂涉嫌内募交易被调查外,华泰柏瑞基金所谓的离职员工“举报门”也颇为轰动。

  关于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总经理莫泰山离开公募去私募的传言今年以来一直持续,对此,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的官方回答是否定的,而莫泰山本人对媒体坦承,“确实想过,但最终是否能够去以及具体的时间表,还很难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证综指累计上涨17.15%,中证全债指数上涨10.58%。“今年股市总体向好,一般的股票型基金都有盈利;而债券市场自1月中旬以来始终处于牛市状态,一般的债券基金都有10个点左右的收益。”华南某基金经理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

  为何这一被认为是精英阶层聚集的行业,短期内涌现出诸多风波?

美高梅集团,  长达半年的国泰基金股权变动的帷幕刚落,该公司人事即发生变动,基金经理唐柯挂靴,紧随其后的是投资总监归江离任。

  相比富国,农银汇理基金的境况则显得有点尴尬。今年以来,农银汇理投研团队经历了一轮动荡期,先后有10只基金更换了基金经理。今年2月,张惟离任农银汇理策略精选基金经理和农银汇理中证500基金经理职务;3月,魏伟离任农银汇理行业轮动基金经理一职;4月付柏瑞离任农银汇理平衡双利基金经理一职;4月曹剑飞离任农银汇理行业成长基金经理、农银低估值高增长的基金经理职务;10月李洪雨离任农银汇理策略价值基金经理、农银大盘蓝筹基金经理职务。除了基金经理频繁变动外,该公司高管今年也出现了变动。今年3月,农银汇理原总经理许红波离职,由副总经理施卫代任,直到今年8月陈献明上任总经理。

  “上海基金公司最近动荡的一个动因,与整个行业处于困难的冬眠期、规模扩张难度极大以及上海很多公司‘老国企’作风严重有关,这时,无论股东方还是经营层,都选择趁机理顺公司内部各条线的机制。”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市场副总监向记者分析道。

  此外,浦银安盛旗下5只基金,4只掌门人发生了变动。段福印、方毅先后离任,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基金经理由副总经理周文秱亲自接替。而最近,市场纷纷猜测,由于该公司整体投资业绩较差等原因,任职3年期限即将届满的浦银安盛总经理刘斐可能离任。

  2013年度业绩表现突出的农银汇理基金伴随着今年以来的离职潮,业绩出现大幅下滑。Wind资讯显示,今年以来(截至11月16日)表现最差的6只开放式基金,农银汇理旗下两只基金入榜,分别为农银汇理大盘下跌11.69%、农银汇理策略下跌9.2%。

  另一家上海基金公司的副总经理则向记者直言,在公司调整中,可能会从外部引入人才或是整合内部资源,这都会对此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产生冲击,有的甚至是被淘汰出局,也就自然出现了泄私愤等等乱象。在他看来,从乱象中看,公募基金行业在用人机制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总经理离职传闻只是上海滩公募基金人事变动的冰山一角,核心投研人员的变动更是暗流涌动。

  “投研团队的频繁调整,高管的离职,对基金乃至一个基金公司的投资决策委员会肯定或多或少会有影响。”有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称,“不过大换血后,也不排除会因内部意见的统一,后期投资逐渐有所起色。”

  “今年乱象的根源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股东之间、高管之间的矛盾,引发席卷整个公司的人事动荡。”

  经历了长期群龙无首的中欧基金,在刘建平2009年走马上任总经理后,从光大保德信挖来许春茂准备委以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之职,但许近期因涉嫌内幕交易而被调查使得两家基金公司都颇为尴尬。

  基金经理缘何离职?

  记者注意到,往年,基金公司人事变动多发生在年终岁尾,今年则是例外,上海基金公司的高管及知名基金经理离职的消息和传闻一直未曾中断,而且还不止一家公司是从投资至研究再至市场和后台监察,“全方位换血”。

  挖角的现象不止这一例。管理信诚四季红混合基金3年的“老人”管华雨辞职前往交银施罗德;华宝兴业冯刚辗转上投摩根被确定为其空缺一年的投资总监人选;长信从东方基金挖走付勇做副总经理;中海基金总经理康伟离职,陈浩鸣上任,同时,原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研究部的副总经理吕晓峰加盟,可能担任投资总监;新成立的纽银梅隆基金公司则挖走原华宝兴业明星基金经理闫旭。

  无论如何,公募基金行业出现离职潮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那些离职的基金经理大都依然活跃于业内,去向一般为私募、公募同业与保险及券商资管。

  今年1月21日,浦银安盛基金拉开上海基金业“人才离职潮”的序幕。张建宏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一职,随后,公司旗下5只基金中的4只基金经理变动。

  诺德在今年也是频频换将。虽然来自原新华基金的向朝勇填补了诺德长达两年的投资总监空白,但是张学东、戴奇雷、姜光明三位基金经理相继离任,使得诺德人才流失较大。

  “明星基金经理一般会选择去私募。”国内某基金专户投资经理对记者称,“跟私募相比,公募基金其实相对稳健。一般的股票型基金有60%~90%左右的仓位限制,所以业绩一般不会偏离基准太多。此外,股票型基金较少参与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很多基金契约中就压根没涉及这块业务。”

  接着是中海基金,继去年总经理康伟离任后,该公司几乎所有关键岗位都已换人,3位基金经理离开后,两位副总经理顾建国、方培池也相继另寻他处。

  眼花缭乱的更迭背后,上海滩的公募基金更像在做一次大重组,重组后到底能否进行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改变上海缺乏大基金公司的魔咒?到底这是洗牌重来还是仅仅换个位置接着玩?很多人更倾向于后者。

  该专户投资经理又称:“明星基金经理通常追求的是超额收益,他们敢于运用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去对冲风险,并把收益加杠杆。”

  长信基金自从付勇由东方基金转任副总经理后,人员便开始大面积调整。此外,诺德基金也不安生,张学东、戴奇雷、姜光明3位基金经理相继离任。

  人事动荡原因

  日前从宝盈基金“奔私”的前“公募一姐”王茹远把离开公募转战私募的理由归结于流程问题。王茹远近日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她认为:“传统的调研方式、内部报告、答辩、入池、买卖约束等都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大家看到的结果可能是越是流程严谨的大基金,投资业绩越赶不上趟。这几年公募做不过私募、私募做不过游资,因为公募以前拥有的平台优势和信息优势已经没有了,繁文缛节的流程都成了提升投资业绩的桎梏。”

  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分析师向记者表示,还不到一年,整个基金经理团队都发生了更换,这样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值得思考。此外,这些公司自身在企业文化及制度建设上的相对滞后性,也给基金经理的留任带来了挑战。

  在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董事长看来,基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投研人员的更换,理论上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像上海滩这样频繁,实属少见”。

  当然,私募的优势有时也可能化为成倍于公募基金的风险,甚至让明星基金经理名誉扫地。2013年问鼎私募冠军的刘增铖近日由于投资出现严重失误,又没有做好风险控制,让所管理的长安基金银闰铖功5号跌破止损警戒线,出现了清盘。

  两路分流加剧人才争夺

  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上述董事长深切地体会到,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人才培养速度与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速度比相对迟缓,导致人才不够;其次是由于人才匮乏,猎头公司的价值进一步体现,猎头公司给出的一个一个诱惑,使得这个行业有些浮躁,最直接的体现是人员流动过于频繁。

  相比私募的刺激,那些去券商和保险公司的基金经理或许看重的是相对自由。“在公募的时候,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是以每个星期为单位的,每当进入下半周和月下旬的时候,压力倍增。”有券商资管投资经理对本报记者称,“之所以跳槽,主要看重新东家考核压力相对较小。可以相对安心地做好全年投资。”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过去也有发生,但今年如此密集发生则很罕见。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30日,共有59家基金公司旗下227只基金出现基金经理离职,这个数据已接近2009年全年水平。

  谈及猎头公司挖人,一位基金经理用“疯狂”一词加以形容,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一周之内接到4个猎头的电话,而且薪酬可谈空间很大。”

  晨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公募基金规模为37998.80亿元,基金总数1853只,在职基金经理1005人,基金经理平均任期2年149天。“尽管基金数量增长迅速,很多研究员没几年都转为基金经理了,收入和待遇会有很大改变,但他们压力也明显大了。”国内某基金华东区域副总监对本报记者称,“基金增量资金有限,尤其行情不好的时候,基金经理甚至还可能被派出去支援新发基金销售。一旦发不好基金,后边基金经理操作起来也有难度,基金上市后,帮忙冲规模的资金随时要出去,基金仓位不能加上去。而一旦这些资金出去了。很多基金又由于发行和业绩不好,沦为迷你基金了。下一步可能要遭遇转换和清盘问题了。”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基金经理“私奔潮”愈演愈烈,尤其随着一些优秀私募基金在今年复杂的震荡市中表现突出,更让私募基金话语权逐渐提升。

  总部位于上海的基金公司共30家,其中资产规模不足200亿元的就占到18家,在一位上海基金公司人士看来,规模偏小是人事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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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今年以来私募基金一共推出49只,发行频率很高,随着私募基金不断壮大,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公募基金“大佬”转身私募。

  “小基金公司正处于成长期,投研人员的挖角更加激烈。”上述人士认为,“小基金公司的平台优势、薪酬优势均没法与大基金公司比,所以,稍微有些投研经验和业绩的人员都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被其他公司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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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私募,对一些在公募行业中已被认可、资产管理能力突出的基金经理而言,有吸引力的还有券商自营、保险资产管理等其他投资领域。

  在银河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王群航看来,一般而言,主动离职人员的最主要原因是“职业生涯规划”。一位离职最终去了私募的基金经理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上述基金分析师告诉记者,近来券商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对基金公司投研人员产生了新的强大“诱惑”。

  “从职业规划角度看,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小基金公司投研人员往往愿意往大基金公司跳,大基金公司有些资历的人员到小基金公司当骨干,部分优秀的投研人员又选择创办私募公司,干自己的事业。”

  “由于经纪业务在中小券商中占比较大,目前向资产管理业务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已成为了不少券商尤其是中小券商的转型方向。”他向记者指出,“我国券商的资产管理业务业绩贡献率不足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40%左右的业务比重,因此,券商对可以担当领军的‘尖子生’需求很大。”

  在他看来,公募基金人士频繁变动,从公募人员自身来讲,是正常现象,“毕竟,每个人都向往更自由、更高的平台,而恰恰,这个行业能够满足。”

  他进一步表示,对于公募基金经理而言,去私募有可能长期受到政策限制,“在法律法规对私募规范之前,政策给私募基金的空间较少。”而到券商,可以倚靠券商背景优势,不用像私募那样还需要自己去营销,只要想如何配备精良的投研团队把业绩做好就可以,“这和其在公募基金几乎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文化决定上海难有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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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上海基金公司普遍年轻,大部分处于成长期,人员频繁更换也与此有关。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几乎可以说,上海基金公司没长大是产生上海基金公司人事变动大的因素,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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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在上海的基金公司有30家,占目前全行业基金公司数量的一半,但资产总规模只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1/3。

  “老十家”基金公司中上海占了3家。2000年初时,上海有华安、富国、国泰3家基金公司,它们三分基金业资产,合计占公募基金业总资产的1/3,但他们都没有把握好此后数年的市场机会,迅速做大做强。目前,国泰的资产规模为394亿元、富国的资产规模为534亿元、华安为672亿元,与华夏、易方达、嘉实、博时、南方资产过千亿的第一梯队基金公司相差甚远。

  截至今年上半年,上海30家公司总资产规模不到7000亿元,约占公募基金总资产的1/3。上海基金业虽然在公募基金公司数量上成为了赢家,但影响力和号召力,与此并不成正比。

  在一位离开公募创办私募、长期生活在上海的私募基金公司总经理来看,上海的文化客观上制约了上海基金公司的发展,进而也滋生了一些诸如人事频繁变动的问题。

  只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才能构建一家好公司和真正的金融中心,但在上述私募总经理看来,“公募基金包括上海的整个金融行业,是停留在嘴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实际上是乡镇村土文化。”

  在上述私募老总看来,这种文化在上海公募基金龙头华安海选总经理一事上可窥见一斑。

  2009年10月底的华安基金公司高调向全球招聘总经理,经一家基金公司投研中层向记者透露,自己所在公司的副总经理参与了这次竞选,当时被爆出的首批参与竞选的有9人,包括华安首席投资官王国卫、博时常务副总裁李全、广发副总经理朱平、工银瑞信副总经理戴勇毅、大成投资总监刘明、万家副总经理钱华、国泰君安副总裁庹启斌、国泰君安原自营业务总经理后投身QFII领域的顾颉、华夏副总经理张后奇。

  彼时,李全是大家推测的夺冠热门,但此后,业内悄悄传言,华安总经理与这些既有经验又有实力的参选者无缘,事实证明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竞选“失败”,名单公开,使得当时很多参选者都选择了离开原单位,包括李全、戴勇毅、钱华等。

  此外,上海滩基金公司整体做不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海派痕迹很浓。海派文化缺少一些粤派文化善于开拓的闯劲和胸怀,对于公募基金行业而言,这直接体现在公司治理、品牌塑造等方面,“而这些恰恰成为诱发人员频动的深层次原因。”上述上海私募总经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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